截至5月11日，纳斯达克指数收报9192.34点，收复了3月初全球金融大动荡出现的巨大跌幅。这一轮世界金融动荡是否结束，会否再次出现第二、三波动荡，中国该如何应对。日前参加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三期的嘉宾普遍认为虽然金融大动荡暂时告一段落，但风险仍然存在，中国需要在规则、科技、产业、货币，以及多层次金融市场建设方面做好自己的事。
如何看待纳斯达克指数收复失地？
3月初这轮全球金融动荡注定载入史册。美股创下了10天内四次出现熔断的纪录。在市场最恐慌的阶段，所有大类资产价格均大幅下挫，几乎找不到任何可以避险的工具。随着各国特别是3月23日美联储推出了一揽子刺激计划，3月24日纳斯达克指数开始企稳回升。
对于这一轮全球金融动荡发生的原因，市场的观点存在分歧。疫情冲击被多数专家认为是导致本轮金融动荡的关键原因。中银国际研究有限公司董事长曹远征认为，股市的系统性变化是受疫情冲击形成的大动荡。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认为，这次金融动荡是在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发生了“百年一遇的大流行病”导致的。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表示，这次全球动荡的关键原因是疫情冲击，但另一方面也受到过去十多年来长期的宽流动性和低利率积累的金融脆弱性的影响。兴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王涵则认为，这一轮全球金融大动荡是金融体系本身的问题所导致。
截至5月11日，纳斯达克指数收报9192.34点，收复了3月初这轮全球金融大动荡出现的巨大跌幅。但与会专家对于金融大动荡是否已经过去持谨慎态度。
曹远征表示，尽管到目前为止，资产市场价格的涨落还没有引起杠杆率的变化，但高杠杆能否持续的问题需要高度关注。短期看有两个风险需要高度关注：一是主权债务危机，二是发展中国家已经开始出现流动性的困难。
张燕生认为，疫情冲击暴露出了世界的种种矛盾，对世界和中国的金融市场以及大国在全球的位置产生了颠覆性的变化。他担心，这次金融动荡可能会有二次爆发和三次爆发的风险。
管涛指出，到目前为止，疫情还没有结束，在目前大力度的救市政策下，只发生了股灾，还没有发生由股灾引发的市场恐慌进而演化成全面的流动性危机，也没有发生金融危机。但是随着疫情的持续发展，对经济冲击压力加大，股灾是否会演变成金融危机值得高度关注。虽然现在美股出现了大幅反弹，金融市场企稳，但不能说二次探底的风险已经完全消除。美元指数仍处于高位。纳指收复失地反映了在疫情冲击下，科技股公司更多是通过线上远程办公，受疫情影响相对较小。美联储的放水主要流入了金融市场，导致股市的“虚高”，一旦经济复苏不及预期，矛盾可能会更加突出。此外，美联储针对疫情过早过快的出手救助加剧了金融体系的脆弱性。
王涵表示，这一轮救助过程没有解决金融体系本身的问题，而是把问题推向了更极端的方式。各大央行大规模释放流动性进一步摊薄了资本回报率，金融机构被逼进一步杠杆化，使得金融风险的进一步上升。这使问题变得更加严重。这一波美股的反弹主要得益于科技股，如果将标普500中的5只科技股剔除，则这一指数到现在为止仍是下跌的。短期内不能低估美股的反弹空间，但是同时也要警惕爬得越高，跌得越重。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常务副书记、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王晋斌表示，大分化也许是未来理解全球金融市场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关键词。
中国应如何应对？
疫情冲击下全球金融动荡对中国的影响路径目前有多种表现形式。中国如何应对?曹远征认为，国际货币体系的变革是疫情冲击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张燕生认为，疫情冲击对中国的影响，一是可能通过全球的货币金融动荡产生，二是可能由于油价和大宗商品的波动产生，三是可能通过全球经济衰退产生。中国最重要的还是做好自己的事情，在规则、科技、产业、货币等方面不断做强;同时，还要主动与世界各国挂钩。
管涛表示，全球金融动荡对中国的影响路径是两个：一是金融渠道，二是实体经济渠道。全球金融动荡会增加市场的不确定性，可能会抑制的风险偏好。在本身市场避险情绪上升的情况下，有可能出现集中抛售风险资产，这会对中国相关的市场带来一定的冲击。同时，在实体经济长期低迷、复苏乏力的情况下，有可能世界陷入资产负债表衰退，长期经济低迷的可能性，这会导致中国的外需长期疲软，会加剧全球范围内的经贸摩擦，这将对中国对外贸易和投融资往来都会有一些影响。中国应抓住疫情防控领先的优势，推动复工复产把疫情防控的领先优势变成经济复苏的领先优势，这将为金融稳定提供有力的基本面支持。同时，有深度、有广度和有流动性的金融市场是吸收内外部冲击的第一道防线，因此需要加快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建设。此外，要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保持政策定力同时留有政策余地，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的监测预警。
王涵也认为，中国要避免大刺激，保留部分政策弹性空间，为极端情况做好准备。同时，要从内部深挖红利，增强中国金融体系稳健性。聚焦民生、聚焦结构性问题的政策导向在未来显得更加重要。疫情期间，中国供应链体现出的稳定性、抗冲击能力是个重大的优势。
王晋斌认为，分析中国的金融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要基于实体经济去看。当前中国还是要想办法刺激需求，使科技进步更上一个台阶，是未来中国综合实力上台阶的核心要点。(江聃)
